说起王安石，人们脑海中自然而然会幻化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，那就是后世贴给他的标签：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词人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著作有《临川先生文集》。
王安石是北宋风云人物，他主持的变法被载入史册，成为中学历史课本上北宋篇章中的重要一环，莘莘学子也从这一章节初步知道了“王安石变法”这一历史名词的历史含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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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王安石的文章，也是莘莘学子心中的既爱又怕，爱是因为王安石的文章纵横捭阖，别致又清新，读来如沐春风，怕是因为王安石的文章是必背课文。
王安石的短文、小品文简洁峻切，短小精悍，如《伤仲永》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《读孟尝君传》等，往往一笔切中要害，让人无反驳的余地。学生也由此知道王安石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名词常识。
王安石的文章政论文居多，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文章处处透露出“务为有补于世”的实用主义理念即使在他的游记中也有浓重的议论成分，脍炙人口的《游褒禅山记》就属于此类。
王安石的诗词，或许是学生时代中接触最早的，《泊船瓜洲》《书湖阴先生壁二首》早已入选小学语文部编教材。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这生机盎然又意味深远的诗句就出自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一诗。
据说，王安石最初写的是“春风又到江南岸”，但他总觉得“到”字无法表达出春回大地的意境，又改为“过”字、“入”字，但他始终感觉词不达意，始终差那么一点点意境和火候。
经过十多次的反复推敲修改，最后确定为“绿”字，一下子就把春回江南的意境表达出来了，这种千锤百炼的写作的风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。
王安石的诗风遒劲清新，立意超卓，他喜欢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，如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，磊落坦荡的苍松，耿耿直节的劲竹等。
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这是王安石的《梅花》诗中的名句，立在僻静甚至冷清的墙角，冲破严寒静静开放，远远地向世人送去浓郁的幽香，这首诗写的是绝世之梅，也暗喻绝世之人。
如果说，梅花诗有段位的话，那王安石的《梅花》一定是王者。
王安石，是中国文学史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坐标位置的名字，是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。王安石一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，除了他的文学诗词成就外，还有由他发起并主持的那场影响了北宋走向的熙宁变法。
那么，王安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在那场风起云涌的变法中，王安石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？要揭开这些迷雾，一切都还得从他的人生经历和际遇说起。
王安石其人
宋真宗元年（公元1021年），王安石出生在临川（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）一个世代为儒的书香门第。
王安石的父亲在南北各地做过几任州县官，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过很多地方。王安石少年时期就爱读书学习，记忆力特别好，写作更是精彩，显示出了很高的文学才华。
《宋史》中对少年时期的王安石的评价是：“安石少好读书，一过目终身不忘。其属文动笔如飞，初若不经意，既成，见者皆服其精妙”
王安石跟随父亲历经南北的经历，让他亲眼目睹了“民劳财匮”的民生和社会现状，也对民生问题有了更深体会。
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为王安石的心头埋下了一颗改革的种子，所以他后来才那样义无反顾地大力推行改革。
宋仁宗庆历二年（公元1042年），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考取了进士，到淮南出任判官。任满后，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升迁机会，调为鄞县知县。
不管在哪儿，王安石都是兴修水利、扩办学校，发展农业，做了很多务实为民的工作。鄞县任职之后，王安石又辗转到舒州、常州任职，他在基层任职长达十七年之久。
期间王安石体察民情，对宋朝开国以来积贫积弱的现状进行深刻分析。宋仁宗嘉祐四年（公元1059年），王安石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的任上被召回京述职，给宋仁宗呈交了一封《言事书》。
这篇文章是一篇政论文，文章有九千多字，也称“万言书”，内容是在地方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以及关于朝政的深思熟虑的意见看法，还有王安石的施政纲领。
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，但这篇《言事书》在朝廷大臣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这为十年之后的变法赢得了一些主动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舆论阵地。
其实，这篇《言事书》是王安石在基层工作时规国家未来总体规划的集大成理论著作，其中很多理论相当成熟，因为十年之后的变法主张大多源于这篇《言事书》，以至于《宋史》中也如是记录了这一事件：“后（王）安石当国，其所措注，大抵皆祖其书。”
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，宋英宗继位。治平四年（公元1067年），宋英宗去世。同年王安石的母亲病逝，王安石回家服孝，并继续在地方任职。
宋英宗在位的四年里，王安石在舒州任职，朝廷多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，但王安石都拒绝了这些升迁的机会。
王安石认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得不到朝廷的支持，势必会遭遇重重阻力，那么赴京任职就不会有所作为，还不如在基层继续任职，这样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学抱负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，基层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。
变法伊始，王安石锐意进取
公元1067年，宋神宗赵顼即位。赵顼在儿时就久慕王安石之名，而且对百姓疾苦非常同情。
宋神宗继位之初，锐意进取、励精图治，想通过一番作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。
君臣想法不谋而合，神宗即位后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，马上又诏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。从此，君臣促膝长谈，商讨国家大事，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。
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四月，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，又召见王安石。
王安石提出“治国之道，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”，宋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，要求其竭尽全力完成这一任务。
此时的王安石信心百倍，这一时期的心境与决心，在他写的《登飞来峰》一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：
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
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仕途抱负而勇往直前、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。诗的第一句，诗人用“千寻”这一夸张的词语，借写峰上古塔之高，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。
诗的第二句，巧妙地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，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、胸怀改革大志、对前途充满信心，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。
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，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。
古人常有浮云蔽日、邪臣蔽贤的忧虑，而诗人却加上“不畏”二字。表现了诗人在仕途上高瞻远瞩，不畏重重险阻的勇气和决心。
王安石随后写成了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，呈交给宋神宗。
该文详细阐释了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，文章针砭时弊，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，认为“大有为之时，正在今日”。
王安石的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一文，无疑给宋神宗打了一剂强心针，让宋神宗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。
宋神宗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二月，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并设立变法机构“制置三司条理司”，这一机构是专门用来制定和颁布新法的。
制置三司条理司的设立宣示着变法正式拉开了帷幕。
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条例法规立即颁布，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以“理财”和“整军”为中心。
“理财”方面的有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；“整军”也就是强兵，这方面的法规有置将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。
王安石任命了许多支持他的人参与到变法的行动中去。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。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。
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，变法一开始，反对的声音很大，尤其是遇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和抵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安石与反对派展开激烈的辩论。
不管是面对面的激烈辩论，亦或是书信方式的辩论，王安石都将变法的思想、宗旨和目的表达得非常清楚。
王安石在与反对变法的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，以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作为武器，有力地回击了反对的声音。
变法初始阶段，宋神宗是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。
但凡以言论侮辱王安石或者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的人、对变法持有反对意见的人，也被宋神宗罢免或贬谪，这是对变法得以顺利推行、得以有力贯彻的鼎力支持。
变法进行，暗流涌动
宋神宗熙宁三年，酝酿已久的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。这一年二月，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。三月，大臣孙觉、吕公著、张戬、程颐、李常等强烈反对新法。
王安石作为变法的领军人物，这个时候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，与反对变法的人针锋相对，交锋也越来越激烈，越来越白热化。司马光是强烈反对变法的人，也是反对变法的领军人物。
王安石是变法的第一执行者， 而司马光则是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，历史将他们推向了风口浪尖，他们在变法问题上的辩论也日趋白热化。
司马光认为没有必要实行新法，遵循旧法、开源节流就行了。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与司马光截然相反，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“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事，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”。
为此司马光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，在《与王介甫书》中，司马光列举了变法的弊端，强烈要求王安石遵循旧制，废弃新法，并对变法加以诋毁和攻击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安石以回信的方式向司马光详细阐述了变法的宗旨和决心，这封书信就是前文提到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。
在信中，王安石言辞犀利、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司马光对变法的诬蔑和人身攻击，尤其对司马光所说的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怨谤”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。
王安石措辞强硬地批评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的人因循守旧，固步自封，同时也表明变法的决心。
王安石和司马光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交锋，司马光收到回信后，立即给宋神宗上书《弹奏王安石表》，一来弹劾王安石，二来反对变法。
在《弹奏王安石表》中，司马光义愤填膺地说道：“臣之与安石，犹冰炭不可共器，若寒暑不可同时。”由此可见这次变法的反对声音有多强烈，阻力 有多大。
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用以表明变法的目的，这篇文章就是《答曾公立书》，也是一封书信。
在这封信件中，王安石从正面详细阐明了青苗法对政府财政来源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也是对青苗法的有力宣传。
其实，青苗法的初衷是非常好的。青苗法之前，农民在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向富人借钱借粮，并支付一定的利息，秋季庄稼丰收之后，就还回去。
而青苗法是要把农民向富人借钱借粮改为农民向官府借钱借粮，而且收取的利息低很多，遇到收成不好的时候，利息可以推到下一年。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。
关于“理财”，也就是如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，王安石是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路的。
在宋仁宗嘉祐五年（公元1060年），他在文章《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》中就提出了理财制度和用人制度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。
宋神宗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是变法极其重要的一年。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废除了以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，代之以《春秋》《三传》和明经取士。
王安石主张文章要实用，他提出“务为有补于世”的文学创作观点，也就是文章要为社会服务，不以卖弄文采为主，而要有实用性。
其实，他的这一思想在宋仁宗嘉祐四年就已经形成，文章《兴贤》说的就是选取人才的重要性，而在文章《取才》中这种观点就更加明显。该文提出文章要“适用”和科举制度改革的主张，而且认为录取人才不应有年龄的限制。
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始终是围绕着“富国”“强兵”“取才”的最终目的而展开的，在熙宁五年与熙宁六年，虽然反对变法的声浪依旧很高，阻力依旧很大，但是变法持续进行着。
王安石罢相，变法遇挫
熙宁七年（公元1074年），变法遭遇了重大的挫折。这一年春天天气大旱，导致粮食减产，庄稼歉收，饥民流离失所，这时监安上门郑侠绘制了一幅《流民图》上呈给宋神宗。
图中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，郑侠借机论述新法的诸多错误和过失。宋神宗也对变法产生了动摇，反对变法的人也力谏罢免王安石。两宫太后在神宗面前哭诉“王安石乱天下”。
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，不得已之下，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。
王安石回到了江宁府，但是变法并没有停止，王安石的继任者韩绛和吕惠卿继续执行变法。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，变法的坚定支持者，可他却是一个忘恩无义之人。
王安石罢相后，吕惠卿独揽朝政，为防止王安石再度回朝，借机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，企图彻底清算王安石。
韩绛得知吕惠卿的险恶用心之后，将此事秘密汇报给宋神宗，宋神宗则立即召回王安石，继续让王安石主持朝政。
宋神宗熙宁八年（公元1075年）二月，王安石再度拜相，继续推行变法，但是这一次的变法过程却是举步维艰。
一是支持变法的人越来越少，连宋神宗也产生了摇摆不定的态度；二是变法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现象，一些新的法规没有得到有力地执行和贯彻，反而出现了负面的效果；三是来自反对派愈演愈烈地阻挠和抗议。
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变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，加之爱子王雱病逝，王安石便辞去了宰相职务，退居江宁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，不再过问朝政。
在隐退江宁期间，王安石的心境渐渐平淡下来，从此不再过问朝政，从夙夜兴工、宵衣旰食的繁忙工作逐渐过渡到远离仕途的闲居生活与日常中来。
在江宁期间，王安石选择居住在江宁城与钟山间的一处住宅，并取名为“半山园”，距半山园不远的钟山定林寺昭文斋是他日常下榻的别馆，他时时在那儿读书、著书、接待客人，也经常到附近的山林溪壑间登览野游。
远离仕途的生活令王安石很惬意。无官一身轻的王安石读书写作之余，便到附近的钟山散步，他还蓄养着一头小毛驴，每每登山，遇山路崎岖之时，他便骑在小毛驴背上，一付优哉游哉、寄情山水的闲适与自在的境界。
正所谓经历过繁华，耐得住寂寞。在此后的十年里，王安石在江宁一心著书立说、钻研学问，偶尔也会游赏江宁风景名胜。公元1086年四月，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病逝于江宁。
在王安石去世的前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085年，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去世，新法被继任者宋哲宗全面废除，这宣告着持续了十五年的并由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落下了帷幕。
小话诗词
或许是王安石的思想太超前，同时代的人不能理解变法的真正内涵。这种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一直延续到清朝。
连同样是“戊戌变法”支持者的光绪在《宋神宗》诗中也是否定的：神宗本是英明主，安石原非侧媚臣。可惜有才偏执拗，终教新法病斯民。
《宋史》中有一段记载王安石的话语：“安石性强忮，遇事无可否，自信所见，执意不回。”王安石的性格铸就了他的行事风格，变法中他固执己见。对于反对变法的人，他是不能包容的，也是毫不容情的。
但是，随着当代学者们对王安石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和宋代史料、文献、典籍的深入解读和研究，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越来越客观公正，这是与时俱进的，这也是文化历史研究过程中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就。